藝術流動與介入社會
在當代藝術中，如何避免作品變得表面化，讓人印象深刻？
上週參與了系上邀請李根在老師的研討會，主題為「以自身為方法來檢驗設計的可能」。在這次研討會中，我發現李根在的創作脈絡在赴美後變得更加豐富，這種立體感不僅僅是從平面設計跨足到當代藝術，更多的是建構在思想維度上的豐富，這一點深深打動了我。
李根在舉例說明，有些人可能認為他的作品帶有厭世、負面的情感，他以「在廣告看板上畫大便」以及「買不起房的標語」等作品為例。然而，這些情緒在某些人，甚至是相當多的人心中確實引起了更深層次的討論和共鳴。
這使我回憶起北藝的「地美館之亂」、「自己的停車格自己劃」等，學生將不滿轉化為創作的情景。然而，我最近發起的 藝大書店Emo文 的串連，雖然僅限於網路，卻呼應了我在 臺北藝術公園之亂 中提到的現代學生憤慨流於社群表面的現象。
自從到交大讀書後，校園的藝術創作似乎處於結凍狀態，儘管學校舉辦了展覽和藝術祭，但在理工大學內，仍感受到一定程度的無力感。然而，交大學生對學生自治的精神卻不輸藝術大學，甚至更強烈。清大與交大的臉書社團對校園相關的文章通常都有著激烈的討論。
這讓我思考，該不會是因為厭世的理工男們已提早適應科技社會，因此能夠如此直接地表達憤慨？還是頂大學生在相關議題上本來就更有自主性？
矛盾的是，過去的社會運動大多出自「文組人」，難道文組在科技發展中真的經不起考驗，逐漸淡出反動的舞臺？
讓我們回到一開始所提出的問題：在當代藝術中，如何避免作品變得表面化，引人印象深刻？
Forget the Noun, Do the Verb
忘記名詞，做動詞。放掉你想要成為的那個「名詞」，專心在真正要做的創作上。做動詞可以讓人更往前，到達更有趣的地方。
— Austin Kleon 《Keep Going: 10 Ways to Stay Creative in Good Times and Bad》
當我們將自己的目標定型為名詞時，一切都會變得僵化，失去了行動的力量。然而，將自己置身於一個流動的狀態中，創作就不再受限於表面，而能夠在不斷變動中找到更多可能性，但同時也充滿不確定性的挑戰。
在當代，即便是 TikTok 短影音網紅也被視為某種形式的創作者，使得自稱「創作者」的門檻變得極低。然而，我們必須問自己，這種創作僅僅是提供tittytainment（奶嘴娛樂）？還是真正能夠在社會中引起撼動、攪動、紛擾以及介入社會的創作和行動？
對我而言，追尋成為真正的「創作者」並非易事，因為大多數人都生存在某種預設的角色中，而非朝向成為目標角色的路徑上前進。
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因為我們很難在社會中以最真實的樣貌面對眾人。創作之所以深刻，往往是因為它揭示了某些隱藏在社會中的「真相」，或者是嘗試探索和嘲諷不同的「真理」。
李根在研討會中提到的「所有的台灣人都應該出國看看」，強調了在不同文化和語言環境中，個體有更多自我反思的機會，也能夠不斷打破對世界的既定認知。
這引起我對賴雯婌老師的課堂回憶，她提到赴美後才了解過去因為黨國教育，而對台灣的誤解，也領悟到自由民主的可貴。以及她在課堂上討論亞洲學生不習慣辯論和質疑師長的現象。
當然，這都跟儒家思想的尊師重道有著密切的關聯。
雖然我接受的大學教育體制是 Yale 派系的模式，注重傳統技術性質，但同時保留一些創作空間，而這樣的訓練使我們的創作更傾向於「言之有物」。過去我與系主任安徽老師的交談中，討論了她參與野百合學運的故事，同時得知她支持學生對不公義的事情抗議，我們也分析了不同科系對藝術反動的力道差異。
美術學院的師長背景更多來自於西方海外，所以他們是第一批帶著創作去現場抗爭的人，而戲劇學院的老師大多是外省族群，所以相較之下態度保守許多。
— 當時與安徽老師初步的結論（以野百合為例）
這也證實了李根在提到的出國重要性。雖然我不喜歡美國膚淺的文化，但不得不承認美國這個文化鎔爐所帶來的影響有多大。面對不同背景的人，我們反而會更真誠分享觀點，並願意換位思考對方的價值觀，這才是真正的溝通和討論。
在台灣，表達自己的想法難以立足。李根在提到的「狹路相逢」成為一種現象，我們雖然生活在東亞島弧的中繼站，但島國上人們背景相似，難以打破文化包袱。在亞洲的保守環境下，被哈日哈韓的狀態所影響，我們不敢輕易發表意見，擔心得罪他人，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價值觀。
這些因素導致文化停滯，限制藝術的反動，包袱和狹隘的視野也牽制我們追求「真實」，更凍結了自由流動的思維。
要讓創作能夠更自然地探索各種主題，深入思考，並傳達內在情感，我們需要透過開明的觀察、反思，以及尋找新的視角，才能夠在當代藝術中創造出令人深刻印象的作品，喚起世界舞台上觀眾的共鳴。
2023/11 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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